机会主义

後鄭也夫時代的來臨？

“儘管中國的義務教育、醫療保障甚至跟不上很多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基尼係數是世界倒數前幾位，中國的消費，特別是富人的消費，已同世界接軌。因此中國的消費呈現出最大的荒誕。與此對照，中國職業學者的隊伍也愈加龐大，卻鮮有對此深入研究的人士”。

——鄭也夫

很巧，最近的兩期《南方周末》（5月17日，6月28日）在“閱讀與寫作”版面連載了國內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社會系的鄭也夫教授題爲《解密消費的歷程》的兩篇書評。從文中得知，鄭教授大概是有一本名爲《後物欲時代的來臨》的新作剛剛經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兩篇小文章於是一舉兩得，一方面告知公衆他自己和另外幾位學者的新書面世，同時也爲對“消費”感興趣的人士提供了一個必讀書目。鄭教授不愧是大學者，不但自己辛勤工作出了書，還不忘關心社會大衆的知識狀態，言辭懇切，催人奮進。

可能是我從一個比較職業的角度感興趣文化消費（具體說，公共媒體消費），我倒是對鄭教授的這兩篇小文章感到有些反應不適，用英文來說就是感到有些overwhelmed。Overwhelmed意思就是說，因爲某種外部環境過於宏大、亢奮、激烈或者深刻，而造成心理一時無法承受。當然，我如今因爲在英國念博士，把自己搞得神經兮兮、半瘋半傻，吹毛求疵，所以我要聲明，對鄭教授文章的不適問題基本出在我自己身上。總的來說，我對鄭教授的文章有三點感想。

其一，於對“消費”的詮釋。大概是因爲鄭教授既是大學社會學教授又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原因，他涉及的“消費”話題可謂無所不包，無所不有，從食品消費到視覺盛宴，從蕭伯納、凱恩斯到Baudrillard，從美學心理學到經濟學政治學，真是蔚爲大觀。我是積極推崇社會分工專業化的，我覺得細化的社會分工雖然從某種程度會限制我們思維的拓展，但是絕對可以讓我們仔細入微地觀察社會，並且更加理智有效地運用知識，從而革新科技。鄭教授固然博學多才，飽讀經典，但似乎有些過於宏觀抽象。我不清楚哪些讀者會對“消費”問題有如此廣泛的興趣，即便是有人感興趣而且經濟富裕到可以從四面八方找來這麽些書讀，讀完之後也未必會有什麽明瞭的心得吧。鄭教授還在文章中對“職業學者隊伍”深刻寄語。對此，我更是覺得有些茫然。我博士研究作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大陸古代歷史題材電視劇的觀衆研究，屬於媒體文化消費，我所涉及的主要文獻當然是要緊緊圍繞媒體與社會的關係問題。鄭教授提到的衆人當中我常常借鑒思想的大概只有剛剛辭世的法國人布西亞，他關於消費社會的研究從實到虛，極有建樹。至於其他人，當然都值得認真研讀，但是並非對我所研究的“媒體文化消費”有直接的解釋力。而對於鄭教授類似“齊美爾是最早研究消費的思想家之一，而其學術地位不是凡勃倫能比肩的”這樣的評斷，我認爲值得商榷和降溫。

其二，於對“消費”的批判。在現今英國的媒體文化科系的課堂上，老師凡是講道“媒體消費”或者“電視消費”（media consumption/television consumption），一定會把德國音樂愛好者、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 Theodore Adorno（西奧多.阿多諾）和英國伯明罕文化學派頗有爭議、後來去到美國Wisconsin-Madison大學任教的教授John Fiske （約翰. 費斯克）相提並論，因爲他們對於“大衆文化消費”持有截然不同的觀點。衆所周知，這位德國猶太人阿多諾對大衆文化深惡痛絕，稱大衆文化的生産和消費機制同納粹統治一脈相承，他直言大衆文化的盛行將人性異化，完全是由於啓蒙思想造成的一場騙局。至於他日後到了美國跟哥倫比亞學派拉紮斯菲爾德等人因爲學術觀點不合，而翻臉甚至大打出手，更是成爲一段歐美文化界不斷提及的史話。同阿多諾不同，英國出生的費斯克教授醉心于“消費者”的自由王國，這在他的《通俗文化讀本》和《電視文化讀本》當中有充分的討論。他從美國人天天穿的牛仔褲說起，強調大衆文化是一個充滿抵抗、商榷和鬥爭的場所，作爲消費者的觀衆雖然身處壁壘深嚴的社會政經脈絡當中，但仍然有獲得“文化民主”的機會和能力。他對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文化持有頗爲保守而正面的批判態度，他同他的英國好友，現在澳洲的教授John Hartley（約翰.哈特利）聯合撰寫著作，高聲提醒爲大衆文化霸權擔憂的人士要認真面對消費者的主動性。

還是回到鄭也夫教授的文章。鄭教授對於中國當前的所謂消費主義無疑是擔憂的。他引來階級分析、進化論觀點、心理解剖和道德批判表達了他對於“中國消費”這場最大的“荒誕”表演的負面立場，這同阿多諾的工具理性批判非常類似。我本人對於所謂的工具理性批判不想做什麽評說，但是我對“中國的消費主義”這個話語不太認同。我承認從經濟的指數上來看，中國的消費一定火爆，但是我們一定要看到這個火爆後面的一些細微機理。譬如，還是有很多的社會群體是在堅持理性消費或者儘量實踐理性消費的，同時，很多收入微薄、生活艱辛的人離“消費主義”隔有十萬八千里。我認爲，我們要客觀深入地看待“消費”這個社會行爲，更要慎重使用“物欲”、“貪婪”、“無快樂”這些過於精英化的字眼。對於來自剛剛達到中等經濟狀況家庭的我，這些字眼看上去實在很奇怪！當然，我並不要完全站在費斯克和哈特利的立場上來看待消費，特別是文化消費。我覺得要對於消費有社會化和歷史化的認識。我特別欣賞英國著名媒體政治經濟學者Nicholas Garnham（尼科拉斯.加姆漢）在他從西敏寺大學退休前的最後一本書《媒體、現代性和逃亡：社會和媒體理論》裏的一個觀點。他說，“我認爲，看待觀衆並不是要看他是主動還是被動，而是要看媒體激發了觀衆怎樣的社會想象和行爲，促成了觀衆怎樣的認同”。加姆漢的媒體社會觀點對我啓發非常大。於是，我更願意把媒體産業製造的環境看成社會的文化資源，我們每個人都無法從這些資源當中抽身出來，我們大家都身處文化當中。這種資源既可能是公共的，也有可能是私人的，而探尋這些資源的製造、創新和消費的過程非常有意思。轉言之，“消費”本身無過錯，“消費”的過程宛如寶石加工，有的能工巧匠成全的寶石雖然精美，但很脆弱，有的雖貌不驚人，但是堅固耐磨，永遠留傳。

其三，對於“消費”的研究。鄭教授在第二篇文章的最後，意味深長地說：“與此（荒誕的消費）對照，中國職業學者的隊伍也愈加龐大，卻鮮有對此深入研究的人士”。我通過其他途徑瞭解到，鄭教授是90年代以後國內集中討論知識份子角色的學者，因此，我對他以此爲總結也就不感奇怪了。鄭教授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這種恨鐵不成鋼的表達我不敢苟同。健康的學術研究要有研究人員真心實意的好奇心和個人興趣，其次還要有良好的研究訓練和不斷推進的學術視角。“消費”在中國固然熱門，但是如果研究者自身沒有準備好，更沒有認真的投入精力和金錢，又怎麽會有“深入的研究”出現呢？我認爲，學術研究應該是現代社會最後一個結合理想和理性的職業。如果我們爲了平復某種社會亂象給自己帶來的惶恐而在書房裏獨自奮筆疾書，卻美其名曰“研究成果”，我看還不如到大自然裏面走走，看看那些自然生態的此消彼長，這樣既省心，更省紙、省錢。

最後，一言以蔽之，我認爲，後鄭也夫時代會來臨，而且也是必須要來臨的！

All of a sudden, the Derridean moment came to me again.

So ironic that I would consider it a Derridean moment in the first place!

I feel forced to burn out all my Goddamn writings and readings immediately.

The excess of everything is sure to cause huge emptiness.

Behind all the thoughts is only void.

I can’t believe I still can write.

Can’t believe I am still writing.

Stop it! Shut up! you stupid people!

Rey Chow, in her book ‘Writing Diaspora’, expresses her great joy and freedom in writing about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in the West. As a Hong-Kong-born Chinese growing up and educated in the U.S., Chow presents us a perfect example of how one’s cultural roots can be rearticulated (and maybe reinforced) through the medium of another linguistic system (in her case, it is the English language). Gao Xingjian, the author of the Nobel Prize awarded novel ‘Spiritual Mountain’ (lingshan), has spent most of his career as a writer in French since he left Mainland China for France in the early 1980s. In describing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s an ‘exile Chinese writer’, he says quite frankly that only in the exile literature can a writer achieve his goal of gaining a sense of cultural belonging in a purely apolitical way.

As a Chinese compatriot doing a social philosophy Ph.D. in the UK, I always encounter the dilemma in which analytical capability is somewhat held back by a loss of equivalence in meanings between languages. A particular language, as a referential system, is not only a product of sound and human cognition, but also a set of consequences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es. For example, the word ‘spiri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should be properly understood in a wider Anglo-Saxon social linguistic system rather than simply grasping its face meaning. This phenomenon of linguistic difference among languages thus prompts the very functional issue in writ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to discuss things of A culture in the language of B culture is to problematize the linguistic formation process of A culture as well as provid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or re-interpreting both A and B culture? (what I mean by culture here is mainly referring to a set of conventions and daily practices shared by a national community).

 Take my research object as a very convincing example. As I am conduct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in the reception of historical dramas on Chinese television since the mid-1990s, the very concept of ‘historical drama’ becomes the core issue in question. The use of the concept, however, cannot be equally applied to the two social contexts: in Britain, ‘historical drama’ refers to a rather serious television genre that is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and representations, wherea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lmost like an umbrella term, ‘historical drama’ involves a broad category of television drama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historical’ from all aspects: costumes, martial arts, settings and etc. So the particular genre I am looking at should be specified as ‘ television serious costume historical drama’ (dianshi guzhuang lishi zhengju), which sounds really confusing in English. What makes the whole thing confusing, as I would argue, is the fact that ‘the historical’ is treated quite differently in the popular culture within these two societies. Underlying this ‘cultural difference’ is two kinds of cultural industry mechanisms sustained by different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ethical forces. As far as my research project is concerned, even though I am focused on ‘the more serious’ historical dramas, it would be naïve to neglect the blurring boundary between those serious and non-serious ones at a time when de-regulation and neo-liberalism forces are being shaped in the Chinese society. Also, the great challenges of those non-serious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 posed for those serious one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Up to this point, I have to admit that this development of arguments and counter-arguments is attributed to my practice of conducting research in diaspora.

我要做心靈改革的中國人！

當我踏上漢莎航空公司從北京飛往法蘭克福的飛機，我壓抑了一個月的心情忽然釋然了。一種強烈的辛酸和罪惡湧上心後——這可是我生活成長的社會啊，爲什麽會讓我如此失望！

回國的這一個月對我來說無疑是一場噩夢。首先是在長沙市中心醫院骨科被一名所謂教授級的庸醫把腳踝扭傷誤診爲骨折，原本計劃去澳洲開會泡湯不說，在家無緣無故打了好幾天石膏。緊接著去找大名鼎鼎的北京億龍公司退機票，原本白字黑字寫好了可以退票的突然改口說不能退票，目前這件事情還是懸而未決。再者就是回到北京，我和王姐一天大早去南城花市排隊領購買經濟適用房的表，到了之後排了半天隊被告知拿表的規矩改了，要先拿號辦表再交材料。於是，我又到學校找相關部門蓋章辦表。辦表更是費盡周折。某重要部門上班時間沒人不說，爲了該一個學校公章，我花了差不多一天的時間找副校長簽字，最後，實在是沒有辦法我只好衝進校長們的會議現場要簽字。我本人自然極爲尷尬，那位副校長大人也一臉無奈。還有就是參加單位的科研討論會，會議之沈悶，低效和冗長讓我有想哭的感覺。這如此種種事情裏的很多人那種空虛、木訥、矯情、自私、虛僞和無知就如同一個不愛衛生的家裏的廚房那個抽油煙機上面十幾年的污垢一樣肮髒而頑固！

        我忽然又想起了龍應台，想起她十幾年前從心底發出的呐喊“中國人怎麽了？”，想起她對國人恨鐵不成鋼到要引燃一把野火把麻木和虛僞燒個乾淨。我更加想起她號召中國當代的青年人要發動一場“心靈的改革”。對我個人來說，心靈改革的重要性完全超過在北京買一個什麽房子，或者趕緊娶個老婆生個兒子這樣的簡單人生規劃。我的心靈改革是要讓自己從物質欲望當中抽身出來，看清社會真相，關注個體生命，用有效的策略去處理社會問題，促成社會良知的最大化。最重要的是要讓心靈坦蕩，愉悅，沒有因爲無知帶來的恐懼和退縮。當然，自我保護在目前也非常有必要。——只有保護好自己，才有能力保護別人，保護良知，保護社會的自由和公正！

解密消費的歷程 （鄭也夫）

南方周末

2007-05-17

“人生有兩種悲劇：一種是沒有得到你心裏想要的東西。另一種是得到了。” 我在國圖花了一上午，幾乎讀完《人與超人》整個劇本，才在倒數第二頁找到原話。而蕭伯納其實不研究消費。(編者)

消費是當今世界超越國家、民族及意識形態的，席捲了男女老少的，最大的運動。一方面，似乎是商人、政府、消費者合謀了這一運動。另一方面，其奢華、荒誕、暴殄天物，都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這一貌似人人都參與、都瞭解的事情，其實在經濟、政治、文化、心理、博弈等若干層面，都有頗爲費解之處。3年來筆者閱讀消費方面的著作百本，講授《消費社會學》課程5輪，專著《後物欲時代的來臨》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這裏向讀者介紹幾本研究消費的最出色的著作。
　　

凡勃倫完成於19世紀末葉的《有閑階級論》堪稱消費研究的開山之作。凡勃倫說，有了財富大都要顯擺，就是讓別人知道，手段之一是“有閑”，即不勞動，之二才是“炫耀性消費”。從一到二的轉移原因是，勞動其實也有趣味，有錢人也不願意完全脫離它，並且靠有閑來顯擺遠不如靠消費更有力度。我覺得第二個理由更有力。但是第二個理由也顛覆了凡勃倫的“有閑論”。我認爲從富有階級産生起，就通過消費來顯示，這是史不絕書的，不必從“有閑”過渡到炫耀性消費。凡氏的貢獻是專攻此題，且提出了關鍵字：炫耀性消費。
　　

當代消費研究者頻繁地引用一句話“人的最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人的第二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如此輕易地就解決了”。有人說這是蕭伯納說的，有人假裝是自創的，竟然沒有人明示出處。上我課的一個北大學生答復我：《人與超人》。我在國圖花了一上午找尋這句話，幾乎讀完整個劇本，才在倒數第二頁找到原話：“人生有兩種悲劇：一種是沒有得到你心裏想要的東西。另一種是得到了。”蕭伯納其實不研究消費。但什麽叫思想者和先知呢？他的戲詞暗合了下一個時代最大的問題：溫飽解決後空虛無聊的來臨。商人開出的藥方是加大消費，真是荒誕之極。我以爲，蕭翁因這一句話，可以在消費的思考中占一席之地。
　　

蕭翁是最有思想的戲劇家，妙語連珠，據說這個劇本是他最深刻的作品。我覺得至少比歌德的《浮士德》好。
　　

齊美爾是最早研究消費的思想家之一，而其學術地位不是凡勃倫能比肩的。他的《論時尚》是消費研究經典中的經典。他說，本性驅使人們既追求個性，又追求共性。沒有前者無趣，個性到就剩你一個人又感到壓力太大。時尚正好滿足這種心理需求，它體現了個性，又有少數人陪伴你。時尚的生滅過程是：從小到大，太大就破滅了，因爲太普及就不成其爲時尚了。此一時尚破滅，彼一時尚就將産生，因爲人們需要。現代社會中時尚的更替越來越快。因爲時尚不斷破滅，候選越來越艱難，有時怪誕甚至醜陋也被選中。看到時尚的本質是個性，就不會對此驚訝。以爲時尚是美是極大的誤會。時尚是消費的最大的機制之一。它集中地體現了商人和消費者的“合謀”。

凱因斯在《我們後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一文中說：“經濟問題將可能在100年內獲得解決，或者至少是可望獲得解決。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展望未來，經濟問題並不是‘人類永恒的問題’。……回首過去，就會發現，迄今爲止，經濟問題、生存競爭，一直是人類首要的、最緊迫的問題——不僅是人類，而且在整個生物界，從生命最原始形式開始莫不如此。……因此顯而易見，我們是憑藉我們的天性——包括我們所有的衝動和深層的本能——爲瞭解決經濟問題而進化發展起來的。如果經濟問題得以解決，那麽人們就將失去他們傳統的生存目的。……那些經過無數代的培養，對於普通人來說已是根深蒂固的習慣和本能，要在幾十年內加以悉數抛棄，以使我們脫胎換骨、面目一新，是難乎其難的。……當從緊迫的經濟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後，應該怎樣來利用它的自由？科學和複利的力量將爲他贏得閒暇，而他又該如果來消磨這段光陰，生活得更明智而愜意呢？”這篇文章不僅使他在消費研究中佔據重要位置，而且使他置身先知的行列。
　　

布西亞是閱讀消費不能繞過的一位人物。就是最不理解他的人也要承認他的才華，就是最欣賞他的人也不敢說能讀懂他的每一段落。他的著作譯成中文的有三部。我覺得他的最大貢獻是那個關鍵字，也是他的書名《擬仿物與擬象》所統攝的思想，即當代人生活在擬象之中、虛擬之中。我覺得最容易理解且令我欽佩的是他關於古董消費的論述。且聽他的妙語：“古物有一個獨樹一幟的心理學地位。……在古物的神話學中有兩個面向：一是對起源的懷念，另一面向則是對真確性的執迷。……它們是日常生活的逃避，而逃避只有在時間中才最爲徹底，也只有在自己的童年中才最爲深沈。……所有的古物都是美的，只因爲它們逃過時間之劫，因此成爲前世的記號。”。我以爲，時尚只能在兩個維度上尋找，一個是最新，一個是最舊，而後者比前者更稀缺。所以古董必將成爲最大的消費時尚。

2007-06-28

消費”一詞，《現代漢語詞典》釋爲“爲了生産或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質財富”。這一貌似人人都參與、都瞭解的事情，其實在經濟、政治、文化、心理等若干層面，都有頗爲費解之處。本版曾在5月17日刊登過鄭也夫教授的同名文章，介紹了凡勃倫、齊美爾、凱因斯等人研究消費的5本著作。本文接著介紹了7部著作。（編者）
　　
　　消費文獻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的兩部著作，特別是《無快樂的經濟》(The　Joyless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我的“人的三種追求的理論”系脫胎於他。這兩部書我有上萬字的筆記，但內容豐富到不知怎麽介紹。好在我已經把《無快樂的經濟》介紹給人大出版社，即將出版。引一句話吧：“文明靠創造不同於暴力和勞作的刺激行爲及從事和享受這些活動的技巧組成。最刺激的良性行爲要求最高的技巧，不幸最渴望強刺激的人大多不能和不願學習這些技巧。”又是三十年過去了，在消費理論研究上全面超過西托夫斯基的幾乎沒有。
　　

契克森米哈賴的《快樂，從心開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3。原名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1990)是一本奇書。商人說消費能帶來快樂，而契氏在快樂的來源上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所以本書就間接地和消費有了關聯。契氏說，精神上無序，相當於“精神熵”，是很糟糕的狀態，煩躁、空虛不說，耗能還很高。反熵就是爲自己的精神建立秩序，手段是找到自己的目標(而不是做社會目標的傀儡)，專注於這個目標，全身心地投入，達到渾然忘我，並因爲投入其中而遮罩了世俗生活中瑣事的打擾。他稱這種狀態爲“心流”。比如外科大夫操刀、陳景潤解題、健兒攀岩，都進入到無我的狀態。這狀態是愉悅的，甚至比無所用心的煩躁耗能少，因爲它是有序的。他還提出“自我成長”的樂趣。
　　

裏夫金的《工作的終結》(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是凱因斯60年前的偉大預言在世紀末的回響和高揚。他雄辯地說明，自動化的機器正在取代工人，工作不是未來社會的主題。增加就業是政治家對選民獻媚，真實的情況是失業將越來越多，人們的閒暇將越來越多，因爲每個人平均做很少的工作就可以解決生活問題。
　　

弗蘭克是筆者心目中的當代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他有四部著作譯成中文。其中一部曾經是美國暢銷書。《奢侈病》(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2)從全方位認識和批判消費，且從生物學中汲取很多思想營養，這和筆者的志趣非常契合。弗蘭克著作的特徵和裏夫金正相反，不是出賣一個大思想，他的洞見俯拾皆是。真正的思想家有無窮的不同凡響的大小思想，他屬這類。他開的“藥方”也很精彩。建立單一稅種，就是消費稅，不要什麽所得稅等等。購買生活基本需求品不上稅，超出這個統統繳稅，超出的越多，越屬奢侈品，上繳的越多。
　　

康尼夫是個通俗作家。《大狗：富人的物種起源》(新世界出版社，2004)一書細緻地講述了富人的消費狀況。該書中最深刻的思想也是進化論思想的移植。他說：“進化過程似乎沒能幫人類準備好面對鉅額財富的到來。……超乎想象的財富是任何人都難以適應的。……財富是違反自然的，有錢人的行爲往往表現出徹底的適應不良。”
　　

內斯特爾的《食品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講述了美國食品商如何通過行賄搞定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和一些學者，從而迫使國家“健康委員會”對公民的“飲食建議”無法通過，被迫讓步和修改。他們如何使沒有效果的保健品暢銷無阻。他說：“生活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我們是幸運的，它以低價格爲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確切地說是過於豐富的——食品供應。……但是我們不是在真空中做食品選擇，我們選擇飲食是處在推銷的環境中，在這個環境中有數十億美元被支付用來說服我們：營養建議是如此混亂，健康地飲食是如此難以想象的困難。我們中的大多數能夠認識到食品公司是如何在廣告上花錢，但遠遠難以知道食品行業在國會、聯邦機構、法庭、大學、專業組織的幕後活動。從而讓飲食看上去似乎是個人選擇的事，而非深思熟慮的操縱。”
　　

研究中國社會中的消費的優秀著作太稀少了。戴慧思和盧漢龍合編的這本《中國城市的消費革命》(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該書是從英文本翻譯過來的)算是我所見到的最好的了。其中最好的幾篇是“北京的麥當勞消費”(閻雲翔)、“深圳的保齡球時尚”(王甘)、“上海的舞廳調查”(範亞穀)、“婚紗化妝：西安回民坊的婚禮”(馬麗斯)。儘管中國的義務教育、醫療保障甚至跟不上很多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基尼係數是世界倒數前幾位，中國的消費，特別是富人的消費，已同世界接軌。因此中國的消費呈現出最大的荒誕。與此對照，中國職業學者的隊伍也愈加龐大，卻鮮有對此深入研究的人士。

那麽，什麽是“消費”呢？這個問題更加有趣，問這個問題就近乎在問什麽是生存，什麽是延續生命。

說到消費，我倒是覺得我應該首先坦誠面對我個人在最近兩年多以來的一個生活選擇——素食。我要承認，我做出這個選擇的第一原因是出於健康上的擔憂。因爲母親家裏有好幾代的心血管病史，家人在我二十出頭的時候就開始不斷提醒我要注意自己這些方面的問題。兩年前，我終於覺得自己應該開始意識到健康的問題，這就好象要是爲過去的生活方式謝罪。不管我們生活中面臨的挑戰多大，其實最大的挑戰是自己的身體。面對身體的時候，我們常常無所適從——生命的脆弱是一個你不可以用溢美之詞來改變的。再者，我選擇素食的確是出於倫理道德上的動機。很多年以來，我結識了很多素食的朋友，有外國人，有中國人，有公務員，也有學者，有出於個人或者宗教原因的，也有出於慈善和公益原因的。這些朋友具有的特質不僅僅是飲食上的，更是行爲上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有獨特的思考能力，對生活充滿愛心和自信，有事業心，面對問題的時候勇敢果斷，充滿良好而有效的解決策略。當然，我並不認爲這些特質是只屬於素食主義或者所有素食的人士都有的。但是，我逐漸覺得這種反思人類自我的存在價值的方式同我自己的健康訴求如此吻合，於是選擇素食生活方式就自然而然了。要坦白，我目前自己還不是完全素食，更不是極端的素食“主義”——這仍然是一種世俗化的道德選擇。

說到素食，我最近在讀一本美國人Michael Allen Fox寫的書，題爲“深層素食主義”（Deep Vegetarianism）。書經由臺灣慈善機構出資翻譯，大陸新星出版社2005年出版，翻譯水準很不錯，嚴謹的翻譯態度值得我們大陸人學習。這位哲學學者追溯了素食主義在西方思想脈絡中的位置，這裏所謂的“深層”並非素食行爲本身之“深”，而是指素食之於社會倫理精神和人類理性思想之深刻。譬如，作者提到人類在食肉行爲中體現出的一種區隔化現象（compartmentalization），就是說，我們習慣拿不同的尺度來丈量我們對自然和自然對我們的態度，我們一方面對寵物鍾愛有嘉、依此爲伴，同時又不斷地說服自己侵犯生靈的行爲。作者把素食主義同動物保護、環境生態，女性主義和醫療保健結合起來，詮釋了一場關於人類現代思想的迷思。在寫到素食與倫理的關係時，作者論辯道：“數百年來，西方哲學家一再重述：理想的道德行事者是無私的、客觀的，不動感情的、無個人偏見的、不涉事的觀察者”（2005， P101）。這個解釋很了不起！我個人深知不可能也不會以此爲道德教條，但是倒是對於這些道德規範本身興趣濃厚。

附：《深層素食主義》，福克斯（美國），王瑞香 譯，新星出版社，2005年。                

          (Fox, Michael A., 1999, Deep Vegetarianism, Temple University Press.)